pg电子模拟器com：长征路上的“明灯”丨黎平会议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

  沿着都柳江一路北上，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。山间晨雾未散，翘街两头高、中间低的青石板路被细雨打湿，黎平会议会址游人如织，走进开会现场，仿佛仍能听见90多年前，穿透寒夜的激烈争论。

  1934年12月18日，黎平会议召开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军途中议事，而是在通道转兵基础上，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端，在这里，中央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；在这里，关于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意见，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形式得以确认；在这里，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休整和改编。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，是中国和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、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。

  “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但熟悉长征的人都知道，长征路上的转折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一次次争论、一次次抉择中逐步调整、巩固和完善的。自通道会议之后，党和中央红军一路避实就虚，在争论中成熟，在挑战中奋起，成长为一支从战火中百炼成钢的铁军。

  1934年12月12日，通道会议召开。面对重兵布防湘西，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，在通道会议上，提出放弃北上湘西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，得到与会多数赞同，红军因此临时转兵西进，暂时避开了军主力锋芒。

  但通道会议只是一次行军途中的紧急商议，博古、李德并未放弃原定计划，只是暂时妥协，战略方向的根本分歧并未真正解决。博古、李德依旧固执地认为，进入贵州只是暂时迂回，最终仍要北上湘西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

  真正的破局，发生在黎平。1934年12月18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城翘街胡荣顺商号内召开。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，主持会议的是周恩来，出席者有、朱德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博古等人。李德因疟疾发烧没有到会，但他并未放弃对会议的影响，反而特意派人传话，把坚持北上湘西的强硬意见带到了会场，试图影响决策。

  “以博古、李德为代表的，他们就觉得应前往湘西，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，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必须不折不扣执行；以为主的一些人则认为，前往黔北面对的敌人主要是黔军，黔军的战斗力非常弱，前往黔北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休整时间，如果北渡长江，还能够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互动。”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说。

  会场上，围绕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，两种意见针锋相对，激烈争论。王稼祥、张闻天、朱德，一个个站起来，批评“左倾”领导者。他们旗帜鲜明地拥护的正确战略主张，严肃提出军事指挥必须立足实际、灵活应变。

  “王稼祥能够说是动怒了，和博古他们差不多是吵了起来，争得很激烈，周恩来作为黎平会议的主持人，最后决定接受的建议，前往黔北。”杨祖华说。

  “会议从白昼持续至深夜，争论了整整一天。中途炭火快燃完了就及时加薪，马灯昏暗又反复挑亮。木楼空间狭小，光线昏暗，房间里充满了炭火味、烟草味和争论的火药味，可谓是‘三味’交织。”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龙再斌告诉记者。

  经过充分讨论，黎平会议最终采纳了的意见，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起草的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》。在仅一街之隔的黎平会议纪念馆里，这份决定被详细陈列。核心就两条：不去湘西，去黔北。的正确主张，第一次以的形式，正式确定了下来。

  “会议落幕之后，周恩来连夜将《决定》的译文送达李德。一贯独断专行、把控军事指挥大权的李德，看到决议内容后勃然大怒，全然无视政治局集体表决的结果，当面指责会议决策，重弹北上湘西的老调。二人以英语激烈争辩，观点对立、言辞尖锐，互不相让。”龙再斌说。

  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回忆，“吵得很厉害，总理批评了李德。总理把桌子一拍，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，熄灭了，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。”

  灯灭了，又亮了。就在这盏煤油灯下，中央书记处把《决定》转发到师以上干部。全军上下，直指黔北，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，一举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
  黎平会议决定是中央政治局集体研判、民主表决的成果。以此为分界点，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开始松动，黎平会议决定中多处指出“政治局认为”，表明中国慢慢的开始独立自主解决军事路线问题，不再是“三人团”包办、李德说了算。

  “决定中‘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……’按下了‘三人团’军事专权的暂停键，使它再也不能脱离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而指挥了，使长期束缚革命发展的‘左倾’教条主义统治逐步瓦解。”龙再斌说。

  如果说通道会议点亮了伟大转折的第一道曙光，那黎平会议则让这道光照亮了方向。明确了红军的战略方向，实现了从战术应变到战略定局的根本跨越，黎平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，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，从而揭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。

  从黎平县城往少寨方向走，八舟河上矗立着一座长约80米、宽约1.5米的木桥。桥头石碑上，“红军桥”三个字依稀可见。

  1934年12月，黎平会议召开后，红军先遣部队抵达高屯镇高屯村少寨时，因八舟河旧桥残破、河水冰冷刺骨，大部队无法通行，便决定修桥。

  起初村民心存戒备，部分人躲进山里，红军战士耐心宣讲亲民政策、分发粮食，用真心真情赢得信任。

  村民们放下戒备后，自发与红军携手架桥，老人回家扛来木枋，青壮年取下自家门板，妇女们抱来稻草、烧起篝火，几十名群众与红军战士一起，顶着寒风、打着火把，在河里打桩架桥。

  “我爷爷、伯伯都参与了修桥，当时我爷爷把自家床板、门板充当建材，作为桥面，在附近山上砍树打桩。军民冒着严寒连夜奋战，很快就建成了这座横跨八舟河的木桥，后来大部队就踏着这座新桥顺利西进。”75岁村民吴锡焰告诉记者。

  桥修好了，队伍过去了，当地群众为了纪念红军，把这座桥定名“红军桥”。此后该桥年年修缮，历经风雨而不倒。如今走在桥上，木梁虽已陈旧，却依旧稳固。

  在黎平会议纪念馆，有一口锈迹斑驳的铁鼎罐十分特别，它背后承载着一个温情的小故事。

  1934年秋，红六军团途经黎平县高屯中黄小里时天色已晚，当时，村民杨昌华听信散布的谣言，带着家人躲进深山，家中灶上鼎罐里煮着的稀饭来不及处理。

  红军战士连日行军，饥寒交迫，却严格执行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纪律，吃掉稀饭之后，战士们在罐中留下20个铜板和1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你们不在家，罐里稀饭我吃啦！开你铜钱二百文，放在罐内，到屋请收下。

  杨昌华回家后，看到鼎罐里的铜钱与字条，他这才明白，红军与以往任何军队都不同，是真正爱民、护民、为民的队伍。

  此后，他逢人便讲鼎罐与铜钱的故事。这只鼎罐也成为红军纪律如铁、初心如磐的无声见证。

  2025年3月17日，习在黎平肇兴侗寨考察时指出，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，不断焕发新的光彩，并祝愿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肇兴人牢记习殷殷嘱托，在文旅融合中不断出新出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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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“到2016年底的时候就很恼火，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姐妹们也陆续离开，最困难的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个。我有想过成功也有想过失败，就从没想过放弃，如果我不坚持的话，那谁来坚持呢？”陆勇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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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“蜡染的手工艺是永远都不可能过时的，只是我们要通过现代化的手法把它体现出来，让它从博物馆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。我想，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做这个事情的意义。”吴燕姿说。

  “如果是我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走的话，是孤独的，也很难走得远。但如果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加入进来的人慢慢地多，这条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。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，也会传承得更好。”陆勇妹感慨良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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